《怀念振铎》，是巴金老人最后写的一篇充满深情的文章。虽然是一篇未完稿，但在两年前郑振铎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，由其家人首发于《文汇读书周报》，引起读者强烈的感动。巴金与郑振铎的深厚友谊成为文坛最生动的佳话。
巴老文中写道：“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，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：‘你记不记得介
在怀念郑振铎的专文中，忽然见到这么一大段怀念叶圣陶的文字，如照以前语文老师教我们作文的讲法，这是有点“枝蔓”的。但这样写，真实地反映了重病中巴老的思路和“意识流”，而且，叶老当然也值得崇敬和怀念。虽然我相信巴老如果身体健康，能将此文定稿的话，对此可能会做修改，但这也不算什么问题。令我感到有点疑惑的是：巴老既承认郑振铎是最早“介绍”他进文艺界的人，为什么又强调是叶圣陶先生把他“送进”了文艺界呢？也许他认为郑振铎发表的他的那些早期作品，不算正式的文学创作，而《灭亡》则是他第一次署名“巴金”的小说，而且是他的成名作的缘故吧？
巴老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说明过《灭亡》的发表对于他走上文学之路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在晚年写的很多文章中他又反复强调叶老对他一生的重大帮助。如《我的责任编辑》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和丁玲同志一样，我的第一本小说（按，指《灭亡》）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。”巴老本人这样说了，当然也就成了无可置疑的“定论”和文学史上的“常识”了。我看到过十几本关于巴金及叶圣陶的评论、传记、年谱、资料的书以及无数的论文，都是这样写的。（在这里，已经没有必要举出书名、文章名以及作者的名字来了）
《灭亡》是在１９２９年１月至４月的四期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发表的。在１９２８年底，该刊曾有一段关于《灭亡》的内容预告；在１９２９年４月刊载完毕后，该刊《最后一页》中又有一段关于《灭亡》的评说；１９２９年底，该刊《最后一页》再一次提到了它。所有这三段话，现在通通被认为是叶圣陶写的。例如《巴金研究资料》一书中，就将这三段话加上《关于〈灭亡〉》的题目，并署上了叶老的名字。研究者这样的认定，当也与叶老晚年的回忆有关。叶老在１９８２年写的《重印〈小说月报〉序》中说，《小说月报》主编郑振铎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国，“回到上海是１９２９年２月间；等他把劳顿休息过来了，把杂事安顿停当了，我把《小说月报》交还给他，已经是５月间了”。既然叶老代郑公主编该刊要到１９２９年６月号，那么该刊上发表的前两段有关《灭亡》的文字当然就是代理主编叶圣陶写的了；但是，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郑振铎早已恢复主编之职了，第三段文字为什么还要说是叶老写的呢？难道那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说出任何理由的事吗？只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叶圣陶集》相对谨慎一点，只收了前两段，未收第三段话；但是，前两段话就能因为叶老晚年的回忆而确认其作者吗？我对此仍一直表示怀疑。
回忆，应该由确凿史料来检验。我以前曾指出，至迟郑振铎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就已经回国了，例如他的小说集《家庭的故事》的自序，就写明作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海。而开始发表《灭亡》的那期《小说月报》，带着极明显的郑振铎主编的特色，仅从该期目录上看，郑先生署名的作品就有十二篇之多，而且，该期打头的何炳松的文章之前，就有署名郑振铎的整整一页的按语。无法想象这是他还在国外而由别人代编的。那么，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都对此视若无睹呢？既然这一期肯定是郑振铎主编的，那为什么前一期刊登的预告中的那段话（即上述三段话中的第一段）就不可能是郑振铎写的呢？其实，该刊上的这些话，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读者认定是郑振铎写的。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《现代文学研究》杂志上知诸写的《谈〈灭亡〉》一文，就这样写过。只是这样的资料，现在许多巴金研究者也是视若无睹的。
关于发表《灭亡》的责任编辑，巴老是听来的；他谈到过好几次，不过每次并不完全相同。例如，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他的《写作生活底回顾》中说：“直到１９２９年初我回到上海，才在那个朋友（按，即索非）处看见《小说月报》上面的预告，知道我底小说（按，即《灭亡》）被采用了。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《小说月报》底编者，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，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。”这时巴金没有写出“编者”是谁，这里感谢的“他”如果是指编者，那么就只是一个人（单数）。
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０日巴老写《谈〈灭亡〉》中则说：“直到这年（按，指１９２８年）年底我回到上海，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《小说月报》的编者叶圣陶、郑振铎两位前辈，他们决定在《月报》上发表它。”这里明明写了两个人的名字，并且用了“他们”（复数）。然而，那么多巴金研究者对于郑振铎这个名字却又都是视若无睹的。
到晚年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，巴老就只提叶圣陶一个人的名字了。如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他在日本讲演的《文学生活五十年》中，就说：“等到这年年底回到上海，朋友告诉我，我的小说将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，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。”
那么，现在很关键的问题看来是得搞清楚叶圣陶到底“代理主编”到什么时候？是否如老人晚年回忆中较含糊地说的１９２９年５月间？由于当年郑振铎因政治避难出国，回来时十分“低调”，所以人们一直连他几月几日回到上海也不知道。现在，这个疑难问题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！我的一位研究者朋友，从郑、叶二公共同的挚友王伯祥先生所遗珍贵日记中，找到了两条非常关键、非常过硬的史料：
１９２８年６月８日下午二时，郑振铎回到上海。（四时许，叶、王等人就与郑在冠生园茶楼激动地会晤）
１９２８年９月３日，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伯祥先生记道：“振铎今日复任《小说月报》编辑，圣陶仍回国文部。”
至此，我认为事实已经完全清楚了。
有关资料说明，巴金的《灭亡》原稿是在１９２８年８月从法国巴黎寄出的。当时一份邮件到上海要一个多月。加上索非收到后应当还要看一遍。因此稿件交到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时，郑振铎已经恢复主编工作了，叶圣陶已经不代理主编而回国文部工作了。因此，即使索非的确是把稿子交给叶老，叶老也只能是转手而已，最后“决定”发表它并当它的“责任编辑”的，只能是郑振铎，“不是别人！”叶老与郑公亲如手足，互相极为尊重，叶老不会在离开刊物编辑部后再“越俎代庖”，去“决定”来稿的处理结果，或再代写那些预告和编者后记的。（如果确实是有人代主编写的话，那也只能是郑先生的助手徐调孚了）
终于最后搞清这一文学史上重要史实后，那么，那么多研究者是否得反省一下：为什么对那些史料及疑点多年来一直视若无睹？甚至连巴老也曾提到郑振铎，当年的读者也提到郑振铎，而你们却偏偏视若无睹？是不是认为叶圣陶要比郑振铎地位高、名气响？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吗？做学问能这样“势利”吗？
我认为，一个作家对发现和发表自己的处女作，特别是成名作的编辑，怀有一种极深的感激之情，是正常的。这样的“伯乐”式的编辑，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，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但是，我又认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杰出之处，也不仅仅只是在发现和发表作品这一点上。巴金就曾多次生动地提到过郑振铎对他的几次退稿。如１９８２年春，他在回答研究生花建的提问时，就讲到１９２３年（按，当为１９２２年），“写过一个短篇，叫《可爱的人》，寄给上海郑振铎，发表在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文学旬刊》上。１９２４年，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（按，当为１９２３年所作，因１９２３年６月郑振铎在《小说月报》的《最后一页》征求“非战文学”专号的稿子），投给《小说月报》，给退了回来。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，没有采用。”在巴金发表了《灭亡》而“成名”以后，他又于１９３０年春寄去第二部小说《死去的太阳》，但这次郑振铎却没有发表。巴金后来在《谈〈灭亡〉》中写到，编者“说是写得不好”。巴金诚恳地认为：“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。”“为了退稿，我至今还感激《小说月报》的编者。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‘文坛’，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、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。任何的‘捧场’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。”非常清楚，巴金认为这种退稿和批评意见，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真挚的帮助。１９３３年底，巴金还应邀搬到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家里，食宿了三个星期，专心地完成了小说《电》的创作。（此事在巴老那篇未完稿《怀念振铎》中还未及写到。据我所知，享受过郑振铎这样“规格”的待遇的作家，至少还有一位老舍，他的《小坡的生日》也是住在郑家写的）试想，像郑先生这样的编辑，现在再到哪里去找？
因此，如果一定要说是谁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，那么，我认为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。如果要问巴金一生中最重要的责任编辑是谁，那么，我认为也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。即使巴老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然而事实就是如此。不是说要实事求是，要“讲真话”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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